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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探索对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职能定位的偏离 实践探索对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职能定位的偏离，也就是对其专业性、合议性和审议范围有限性特征的偏离

人民再也不是被统治的客体甚或财产, 人民取得了主体地位。《诗经》同样无人民, 但民人3见。

由于专政对象的不确定性, 决定过程的无程序性、无规范性, 所以事实上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敌人———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彭真、习仲勋等等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尚不能免, 还有谁能逃脱成为敌人的厄运?所以放弃革命人民的概念是历史的必然,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三、人民概念回归的艰难历程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全民族前所未有的分裂, 试图将文化大革命固定化、永久化的1975年宪法通过的第二年, 文化大革命便随着它的制造者与执行者们的离世或失权而事实上结束了。《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35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 36年1月1日公布, 36年12月25日施行) 是一部比较成熟的宪法, 该宪法第二条 (主权在民) 宣称:中华民国之主权, 属于国民全体。革命人民的概念本身是与宪法的诸多原则相悖的。1978宪法虽然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但是它并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本身, 而且为文化大革命的再起预留了空间（19）, 其基本内容与1975年宪法并无二致。保障人权是所有革命宪法所缺失的, 甚至连《苏联宪法》 (1977) 也是如此。

民国宪法里的"人民"是个体性、主体性的存在,作为法律人格的"人民"普及于所有国民。臣民一词出现在正史中始于《魏书》（2）, 臣的本意是奴隶, 臣民是对王权统治下的人的统称。第一, 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彻底根除将公民两分的刑事法律基础。

四是范围的不确定性, 即谁是人民永远是不确定的。逮捕拘禁之机关对于法院之提审, 不得拒绝或迟延。这无疑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落实具有重大意义, 公民免遭沦为不受法律保护的贱民的自由权终于有了宪法保障。(《韩非子·五蠹》) 这里的公民是指依附于政府的人, 以区别于依附于个人的人。

这四次修宪共通过了31条宪法修正案, 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人民的革命色彩逐渐隐退, 权利色彩日益浓厚, 革命人民进一步向全民人民迈进。(17)含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

对这一点说得最透彻的大概要数汉代大儒董仲舒, 他说:民者、瞑也, 性而瞑之未觉, 天所为也;效天所为, 为之起号, 故谓之民。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人民11见, 民人仅1见, 差不多与《周礼》同时期成书的《孟子》中民人、人民各1见, 可见人民的出现晚于民人, 人民是民人的替代词。他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说:‘人民与‘国民是有分别的。在人民问题上的倒退主要表现在:第一, 它从人民民主专政倒退到无产阶级专政 (第1条) , 这意味着人民外延的进一步收缩;第二, 毛泽东思想入宪, 并将它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强调国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序言) ;第三, 它删除了1954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 将公民的分裂规范化;第四, 公民的财产权进一步弱化, 实行完全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第5条) , 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第7条) ;第五, 本质上反宪法的革命委员会入宪 (第22条) , 使宪法法律完全虚置。

例如, 韩非子说: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那个宪法草案只得作废。(22)1983年7月到1984年10月, 政府对最后一批地、富、反、坏分子79260人摘帽。1980年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文革中形成的、与动乱有关的新的权利形式（20）

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等内容，这是其包含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作为国法体系的根本法，宪法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基础和依据，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明显的法律性特征。

比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的指导思想、国家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奋斗目标等。政治性与法律性 我国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和国家根本法，兼具政治性和法律性。

例如，成文宪法通常使用国家、主权、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政府、选举、监督等概念，规定保障人权、维护主权、规范公权、构建政府、法律效力等内容。民族性与世界性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对此，法学界提出了良性违法良性违宪的概念。因此，我国宪法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宪法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法。毛泽东同志说过，搞宪法就是搞科学。

宪法确认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此次宪法修改完善了宪法实施和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强化了我国宪法的法律属性。

作为人民国家的总章程，宪法是立国安邦、强国发展、长治久安的总纲领。与宪法精神相适应，我国宪法具有以下特征： 普遍性与特殊性 宪法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有许多普遍概念和一般性特征。

宪法稳则国家稳，宪法强则国家强。通过全民讨论，发扬民主，使宪法的修改更好地集中了群众的智慧。

彭真同志在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说：这次全民讨论的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影响之广，足以表明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人士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热情的高涨。此次宪法修改对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明确。我国宪法从国情出发，同时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既具有宪法的一般普遍特征，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记载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光辉历史，宣示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阐述了国家的核心价值、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宣告了国家的基本路线、大政方针和奋斗目标，确立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权力架构，规定了人民与国家、中央与地方、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等重大关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引领性和宣示性。

稳定性与变动性 宪法是国家大厦的四梁八柱。（作者：李林、翟国强，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进入 李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推进改革，一些改革探索突破了宪法法律的规定。此次宪法修改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严格依法按程序推进，成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典范。

整体而言，我国宪法是立足中国国情和借鉴域外经验的产物，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我国宪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宪法精神，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地位，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果，确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奋斗目标，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宪法表达。

但宪法又不是僵死的教条，必须随着国家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宪法具有稳定性与变动性，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在宪法上的必然反映，是我国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动态关系、协调改革与法治互动关系在宪法上的集中体现。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有利于为我国发展拓展广阔的空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此次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进宪法，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宪法精神。

总章程与根本法相结合，政治性与法律性相融合，宣示性与规范性相统一，是我国宪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果说，在过去某个特定时期的具体条件下，改革良性违宪违法有其必然性，那么在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应当严格遵循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原则，正确处理改革与宪法（法治）的关系，既要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也要坚持重大改革于宪有据，避免改革与宪法脱节。

我国宪法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遵循制宪、行宪、修宪的立法技术和法定程序，反映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和宪法的一般规律，贯彻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原则，是一部兼具民主性与科学性的宪法。此次宪法修改充实完善爱国统一战线和民族关系的内容，有利于让中国梦的实现获得强大持久广泛的力量支持，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为了统筹稳定性与变动性，此次宪法修改坚持必要性原则，只修改那些非改不可的内容，这也是我国修宪的一条重要经验同时，作为国法体系的根本法，宪法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基础和依据，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明显的法律性特征。